[10]而在传统的法学理论看来，司法本身即是在对偶然因素做去随机化的处理，克减复杂性和非确定性，找出一个案件的正确解答。
[217]习近平：《努力走向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新时代》（2013年5月24日），载《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外文出版社2014年版，第210页。5.坚持加强军队法治文化建设，让法治精神深入军心。
道德是基石，任何时候都不可忽视。达到某种秩序状态，既是法治的目标和结果，也是检验法治的终极指标。要按照政治过硬、业务过硬、责任过硬、纪律过硬、作风过硬的要求，加强思想淬炼、政治历练、实践锻炼、专业训练，推进法治专门队伍革命化、正规化、专业化、职业化，确保做到忠于党、忠于国家、忠于人民、忠于法律。[82]习近平：《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求是》2015年第1期，第5页。[80]走什么样的法治道路、建设什么样的法治体系，是由一个国家的基本国情决定的。
那么，如何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呢？这就需要确定一个总目标总抓手，以明确方向、保持定力、扎实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一个有机整体，相辅相成，有了好的国家治理体系才能提高治理能力，提高国家治理能力才能充分发挥国家治理体系的效能。由此观之，近代的法律与科学是有相通之处的。
在考虑法律与概率的关系之际，制度设计的基本原则还是偶然的去随机化处理方式，而从司法系统来看，此处的关键正在于程序与议论。在新冠疫情中，美国有那么多人感染、那么多人死亡，美国民众虽然不无非议，但却没有导致社会的失序，这在自由选择与自我负责的语境里是完全可以理解的，普通民众在采访中大都从运气好还是坏的角度来理解病毒感染的风险。此种还原化处理，最终将法律还原到最根本的规范，即自然法。参见[日]龟本洋《审判与科学的交错》，载《岩波讲座·现代法的动态》第6卷，岩波书店，2014年版，第47页、[日]津田敏秀、山本英二《疫学的因果关系》，同书第99-102页。
此外，德沃金侥幸平等正义论的原生运气和选择运气的概念区分与卢曼风险社会学的危险和风险的概念区分是相对应的，通过卢曼的分析框架可以更好地理解德沃金的运气观——卢曼的风险处理思路是系统指向，德沃金的风险处理思路是市场指向，两者的结合在于对沟通与信任的重视，转化为立法指针就是保险原理，这也体现出了欧陆式社会理论与英美式社会理论的差异与共识。中文材料可参见舒国滢：《法学的知识谱系》，商务印书馆2020年版，特别是其第五编。
[29]进一步地，罗尔斯甚至将互惠性视作正义诸原则的基石：我相信，差别原则这个理念在最深的层面上涉及到互惠性，……两个正义原则，包括意味着参照平等分配为基准的差别原则，表达了公民之间的互惠性观念[30]。风险所造成的危害与预测是否准确、防范举措是否适当和及时相关，因此对风险的管理可以追究责任的。实际上，不论是欧陆成文法传统，还是布莱克斯通（William Blackstone）《英美法释义》以后的英美判例法传统，法教义学的理想目标都是参照近代科学的原理，建立起一套公理体系，使得法律规范具有森严的效力等级，并可以逐层进行还原化处理。[18]由此，我们可以设想这样一个流程：首先，根据过往的经验和知识并结合现在获得的信息，提出一个先验概率或假说，即法官的内心确信。
从这个意义上讲，近代法律的思维方式确实与近代自然科学的思维方式有相似之处。另外，在未来指向、权利创造型的审判当中，司法判断与政治判断其实是互相交错的，也就是德沃金所说的疑难案件的处理，需要统筹考虑法律、原则以及政策，同样也会存在决策风险的问题。哈佛大学法学院院长、美国主流法学的代表人物庞德则提供了社会学的法理学以及作为社会控制的系统工程的法学观。与之类似，近代科学和形而上学也具有这样的决定论的特征。
顾祝轩：《制造拉伦茨神话：德国法学方法论史》，法律出版社2011年版。虽然人们应该、也有可能通过科学鉴定寻找证据，不断追究事实上的因果关系，但由于审判期限、认知能力等条件约束，司法判断只能基于法律上的因果关系。
在政府公权力推动的防控举措之外，我们也可以发现此次疫情中从社会内部出现的一系列新现象与新难题，这尤其在风险沟通的维度上有所体现。[34]同时，结合前面的竞拍模型，德沃金举出了购买失明险的例子来说明这种资源与风险的分配安排：如果有一个人选择用自己的一部分初始资源购买这种保险，而另一个人没有这样选择，或者，如果这个人买的保险金额大于那个人，这种差别反映着他们对自己未来的生活方式或内容的相对价值的不同看法。
牛顿的学说同时为认识和检验根据定理所得出来的结果（比如预测行星的轨道、预测落体运动的速度）提供了具体的技术与方法。三、侥幸均等正义论的思考实验 不确定性、概率与盖然性问题与资源分配、特别是基于运气的角度来理解公平的资源分配的问题有着密切的联系，这也是法哲学与法社会学长期关注的重要领域。卢曼曾主张（与决策无关的）危险是无责任的，而（与决策有关的）风险是有责任的，也是指选择的后果责任。[16] 同等可能性决策是指，当决策人在决策过程中不能肯定哪种状态容易出现、哪种状态不容易出现时，可以判定各种状态出现的可能性是相等的。最终，如果完全不知道哪一事物可能发生或者已经发生，那就是（5）无知。利益法学强调法官应该对法律采取一种有思想的服从态度。
在风险和不确定性状况下的法律决策，也会具有不同的特点，需要采取类似的应对方法。但形而上学的决定论主要是基于对宗教性真理的确信，而后者是无法通过理性或经验来检验的。
[26] 对于法律来说，责任是最重要的范畴之一。与此不同，非决定论指向的科学运动更强调的是人的自由意志，也与近代法学心有灵犀一点通。
[3] 参见舒国滢：《格奥尔格·弗里德里希·普赫塔的法学建构：理论与方法》，载《比较法研究》 2016年第2期。在某种意义上，贝叶斯方法就是一种主观概率的计算类型，跟法律判断是密切相关的。
在某种意义上可以把这个概念与目前正在热烈议论的大数据结合在一起，通过大数据的人工智能处理来解决平均值问题。当人们试图在法律上对因果关系做科学的证明时，基本上都是以对真实性的确信作为出发点，然后不断找出能够证明或者修正这种确信的证据与暂时性的主张。因此，只要了解世界现在或者过去的状态，就可以合理地计算和预测未来发生的现象。此处，确定性、风险、真正的不确定性、预想之外的不确定性、无知等概念都可以从概率论的角度做出更加明确的界定，尤其是将风险和不确定性做出更加清晰的区分，这样一来，对很多问题的把握都会变得更加精准。
后者的标准是只要能达到普通人能对真实性确信无疑的程度，就必须而且足以做出判定，这一论述颇具代表性，也广为日本法学界反复引用、提及。换言之，拍卖程序不允许推翻重来，但允许反复调整，最后实现竞争性均衡，这与罗尔斯的反思均衡概念相映成趣。
在这样的情形下进行决策，首先要对概率或不确定性的现象进行预测，然后在这个基础上来考虑社会治理和法律判断。由此观之，虽然证据的科学化进程已经取得了不小的成就，但根据司法的终局性判断原则，在对法律与审判问题最后做判断的时候，仍旧不得不依赖法官自身。
值得注意的是，算数概率和统计概率，都属于频度解释。被马克思称为实验科学的始祖、英国的启蒙思想家、同时也是法律家的培根曾以归纳法为基础，推动普通法走向了系统化的道路，他强调法律是不能任意使用的，法官的职责乃是宣告和解释法律，而不是制订法律。
而在当今，法院提出将当事人满意不满意以及人民满意度作为一个判断标准，也是由于风险社会的不确定性要求司法决策充分考虑政治大局、社会变化、具体情节等等。尤其是自2018年以来，中美之间的贸易战与科技战愈演愈烈，美国频繁地使用长臂管辖制度、WTO的国际规则体系停摆、美国不断退出一些国际组织和条约，同样导致了世界的不确定性明显增加。有些法哲学研究者觉得原生运气与选择运气的概念难以理解、有失严谨甚至没有必要区分，但这似乎并未领会德沃金或卢曼在此处的深入思考。不过，对比德沃金的竞争均衡与罗尔斯的反思均衡，我们也还是可以找到两者的连接点。
风险的发生也具有不确定性，但其与完全的不确定性有一点最大的不同，即风险可以通过概率来把握，换言之，人们可以对风险进行预期值的计算。[36] 总而言之，德沃金非常强调的是市场指向，但是他的理论也存在自相矛盾的地方。
在福利国家，税收制度对于保险水平的影响就更加直接、更加明显。再次，以德沃金的侥幸均等正义论为线索，观察基于概率论与互惠性的法学思维方式及其影响。
例如，上海的车牌号拍卖以及与其形成鲜明对比的北京车牌摇号制度都是资源分配的方式，一般来说是都是基于平等的原理以及选择的运气。在德沃金的思考实验里，除了拍卖市场模型，还有一个保险市场模型：通过拍卖程序平等分配的资源，还会因为经营、运气、生活等引起变化，产生各种各样的风险以及机遇。
